瞿秋白《多余的话》

【www.benqdjg.com--诗词鉴赏】

　　瞿秋白《多余的话》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读瞿秋白《多余的话》便能感受这种来自生命的真实和心灵的表白。仿佛看见了那个午后，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人，手带铁铐，在几个武装人员的押解下，缓步前行。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处草坪，中年人回头对押解的人笑笑说：“此地很好。”稍后，枪响了，中年人应声倒地。

　　瞿秋白是不幸的，一个中国传统书生的不幸，他的不幸源自他的懦弱。也让我们看清了“政治”与“政客”。他在人生的尽头一吐为快，说出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将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册，润泽后代，成为永恒。

　　瞿秋白本立志“文学”，但却因交不起北大的“学膳费”而改投“俄文”。那时俄国已经革命，本想以俄文谋口饭吃，谁曾想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不能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已够痛苦，他却更不幸地登上了一个自己不擅长的“政治”舞台。他用书生式的懦弱对待人生，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在接二连三地受到政治打击后，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之名，被王明、博古他们有意地将这个包袱甩给了敌人，客观地讲王明、博古是在借刀杀人。

　　瞿秋白在走向刑场前写下这《多余的话》，算是一种解脱。至少他敢于讲出许多人不敢讲的话：参加革命仅是历史的安排，并非追求什么马列主义。尽管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但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

　　直到最后，瞿秋白才真正感受到一种人生的超脱。在说完心里话后，他还不忘“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临刑前，瞿秋白曾经写过一首《卜算子》词，其中有：“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一场悲剧就这样结束。

　　瞿秋白《多余的话》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

　　对于当时的情形，《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末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如此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共列7个标题：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

　　《多余的话》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不同于陈毅的《梅岭三章》，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2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因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作者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了。

　　《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革命先烈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不久，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曾经是党的领导人，他的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但是，中央却指示：只出版瞿秋白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才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篇序言。

　　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又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从而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瞿秋白《多余的话》

　　著名学者朱学勤曾说过，遍观中国现代历史，在无数的神话背后，唯有一部《多余的话》并不多余。日前，中国革命先驱瞿秋白的遗著《多余的话》，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念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推出。

　　多年以来，古巴革命者格瓦拉在中国青年人的眼里是一位“革命偶像”，他的头像频繁出现在T恤衫、音乐海报等多个场合。但中国也有自己的“格瓦拉”，许多年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瞿秋白。

　　作为中国的革命先驱，瞿秋白以一介文弱书生而进入现代革命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就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就义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另著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被捕后在监狱中写就的。这部著作出现之后，一直不乏争论，有人说此书伪造的瞿秋白遗作，但最终被证明，这书确系瞿秋白所著。然而这部书是否被篡改过，现在依旧难以断定。

　　和许多革命者在临刑前写就的口号式遗言不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详细剖析了自己多年来革命的历程，是一位中国传统士人在现代革命旋涡中的沉浮心曲。《多余的话》结尾写的那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是被无数小资追捧的经典语录，这种面对生命终结时的洒脱和超然，感动了无数的中国青年。

本文来源：https://www.benqdjg.com/zuowendaquan/49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