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内容

发布时间:2021-09-28 来源:考研国家线 当前位置:首页 > 考研查询 > 考研国家线 > 手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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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6日,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内容

  今年是谋划“十四五”发展思路的关键一年。“十四五”和未来的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挑战因素不断增多,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可能受到从未有过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更依赖创新累积形成的新动能。

  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寻找科学合理的出路,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现状?

  一、合理确定未来增长预期

  (一)从供给侧宏观增长模型看趋势

  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描述,经济增速是由技术进步增速、资本投入增速和劳动力投入增速共同决定的。

  从我国目前趋势看,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提高,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8%,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接近15%,在上海等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30%以上。

  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中影响,这一比例还在快速上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0%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接近18%。

  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直接后果是储蓄率逐渐下降。事实上,我国总储蓄率过去几年已经由51%左右下降到了48%左右,虽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属较高之列,但下降速度比较明显。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至40%左右。

  储蓄资源增速下降,加之资本产出率增速也在下降,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近几年逐渐下降,由过去较长时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6%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从劳动力供给看,老龄化毫无疑问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增速。事实上,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0岁)平均每年净减少200万-300万人。

  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使得我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12%左右,迫使不少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退出或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不仅如此,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开始下降,由过去10年年均增长9%左右下降到过去5年年均增长5%左右。

  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也存在下降的趋势。

  (二)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趋势

  从增长的供给侧部门模型看,GDP是由各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净出口构成的。各部门增加值的增速及其权重共同决定了GDP的增速。

  从不同产业门类变动看,考虑到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制造业传统部门和农业生产增速会比较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在制造业众多门类中,过去五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的只有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应用相关新兴部门或新经济部门增速也相对较高,甚至超过两位数增速。但由于对同一领域的传统模式具有替代效应,未必会产生对整体行业增速的实质性提升。

  服务业表现出高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速,特别是服务业中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体育健康等部门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

  增长的收入弹性很高,具有持续稳定的扩张性,这与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比重提高的升级趋势是一致的。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了18%。

  (三)从需求侧宏观模型看趋势

  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宏观模型十分简单,GDP=C+I+(_-M),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 _为出口,M为进口。这说明支撑GDP增速的是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

  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10%以上两位数增长下降到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30%左右的增速,下降至如今6%左右的增速。

  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动力。净出口因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

  再加上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仍有较大概率出现周期性回落,恐难有大的作为。

  制造业景气的逐渐收缩会逐步蔓延至服务领域,从而导致就业增速的进一步转弱,失业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会使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并进而使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

  因此,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似乎也在进入弱化的通道。

  总体结论:综合上述多重因素、相关约束条件的变动趋势,得出的基本推论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具有下降趋势。

  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5%-6%的区间内。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客观接受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只能取得6%以下的年均增速。

  国家五年规划预期增长目标的选择是否合理,对各地设定各自的五年规划预期目标具有重大导向性影响。

  从过去的经验看,过高的预期目标一般会使各级地方规划预期目标跟随性加码提高,最终会导致因整体目标过高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产生杠杆攀升、违约增多、产能过剩、泡沫加大等副产品,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稳定经济中长期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既然未来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6%的区间,如何更多向6%左右靠近,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

  从中国目前的基础条件看,我们有较大空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更好的创新激励,延缓因要素红利逐步减弱、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导致的降速压力。

  (一)以全方位创新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应该在一下几个领域采取措施,深度发力。

  1. 努力稳定劳动力供求关系。

  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

  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2.7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近1亿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农业转移人口一般在男50岁、女40岁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5-10年,可以有效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

  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制度对退休官员特别是高级退休官员再就业有严格的限定,不允许他们退休后被企业等有关机构有偿聘用,这导致很多有很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经验积淀的政府精英人才,也包括部分体制内高级科研人才被闲置浪费。这些措施从反腐角度看似乎有合理性,但制度设计过于粗暴简单,如果对相关制度进行细化完善,允许他们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被企业或相关机构有偿聘用,而不是一刀切地被禁止,完全可以增加我国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基础上,尽快实施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视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2.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

  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不足。这需要强化实用型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为更多劳动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通过更专业的技术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难题。

  应该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教育能够针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员工教育和培训服务,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对接,缓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导致的人才浪费。

  要全面提倡专业精神,减少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培养个人专业兴趣,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能人文化。

  提高各领域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认可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认可度,使不同专业技术岗位的专家和工人都能成为更受尊敬和尊重的职业人士。

  3.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

  以研发投入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看,我国算得上一个研发大国,我国也是一个产业体系门类齐全的大国,但从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说还远不是强国。

  从创新效果看,我国虽然专利数量虽然名列前茅,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大致只有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

  从产业体系看,我们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品质上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和消费多样性、精细化的需求,很多领域不具备与海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能力,一些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还完全不能自主研发并生产,必须高度依赖进口。

  在自由贸易环境下,通过互通有无和比较优势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这原本不是问题,况且我国还属于贸易顺差国。

  但不幸的是,我国还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差异、制度体制差异、获得竞争优势等为借口的高技术封锁和禁运且这一和平时期不应该出现的美国主导的技术禁运还在进一步强化。

  在外部压力遏制下,任何对全球化产业链和技术链抱有期待和幻想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政治上都不容易被接受。

  我们还不得不在关键领域继续采取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

  鉴于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体系,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好利用国际上最优秀的研发资源,形成更具激励性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以及推进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环境。

  4.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

  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但是,今后的外部国际环境对中国可能会带来诸多挑战。

  这些新挑战可能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货物与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和准入,可能还涉及体制机制的与国际接轨。

  这是因为更开放的中国经济需要中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这涉及到跨国间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参与主体法律保护的一致性。

  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习惯思维。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制定产业政策是一国主权,不容别人说三道四。

  这一听起来合理的论断在新环境下可能恰恰是不尊重国际规则的表现,因为一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特别是政府补贴等手段,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使受补贴企业相对于不接受类似补贴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

  所以,在一个开放环境下,如果尊重国际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基于国际规则对他国可能扭曲贸易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

  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提高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

  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通过竞争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

  在城市开放发展方面,中国需要加快沿海城市群和重要都市圈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改善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更好吸引国外创新性资源和高品质企业参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培育形成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5.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

  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为3吨标准煤左右,与美国人均11吨标准煤、俄罗斯13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只相当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

  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行为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居民消费行为趋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会趋同。

  我们不能向美国和俄罗斯趋同,但即便是向日本和德国趋同,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还将提高约1倍,但前提是达到日本和德国的能效水平。

  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终会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这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安全和减排方面的双重挑战和压力。

  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46190.1万吨,总金额15881.7 亿人民币;天然气9039万吨,2551.8亿元,总价值约3000亿美元。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45%,而且还在进一步上升。

  相对于粮食安全而言,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具有风险敞口的特点。解决能源问题和挑战的出路只有两条。

  一是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和制造领域加大节能力度,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用能主体加大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能效水平。

  二是优化能源结构,重点提高清洁能源比重,特别是要加快推动电气化和电动化,减轻对原油和天然气的持续上升的进口依赖,降低进口依存度。这是因为我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发电方面,还有较大空间通过技术创新和开发模式创新扩大电力供给能力。这一替代不仅是绿色低碳的,还具有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6.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

  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

  一是更好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我国民用经济占比已经大大超过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对就业、创新的贡献日益显著,都达到了70%左右。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更好激励民营企业和研发人员投入创新、投资未来。在实体经济并为资本市场造就更多面向未来、创新驱动、依法经营,更具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的百年老店。

  二是要创新性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基础的民营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发行主体越来越多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且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理解依然是传统的最终要革资本家的命,这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或在国内上市后变现部分资产转移出境,是这类担忧的一种表现。

  过去,执政党创造性提出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顾虑,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个矛盾。对这一结构性矛盾,需要执政党进一步予以重视并实事求是、创新性地加以探索解决。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话题,值得立足长远、认真研究,找到可行的根本出路,否则我国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是不稳固的,以资本市场作为资产配置场所的资产安全也是不可靠的。

  三是强化统一市场制度建设,扫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内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任何不合理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政府补贴招商引资的不合理竞争行为,废除各类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行为,使我国具备的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

  四是依法行使政府治理和管制,减少政府决策、监管和管制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和随意性,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市场经营行为的随意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改善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可预见的政府监管,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

  (二)如何更有效促进内外需增长

  从需求侧提高内外需对增长的贡献度,发力点不见得就在需求侧,也不在于简单增加消费补贴和扩大政府支出,很多功夫实际上在供给侧,与供给侧的改革、开放、创新密切相关。

  1.基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的内需扩大。

  国内需求总体上是就业和收入的函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根本措施是保持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而稳就业的根本措施在于在制度上放水养鱼,养活更多的企业。

  这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创业就业环境,特别是城市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环境。

  在中国,尤其要注重发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带来的创业和就业效应,一些城市试图通过赶人的做法控制城市规模,实际上扼杀的是城市内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从企业税费负担来看,在前期降低企业税负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降低企业社保和公积金负担,并通过更多划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以更好地通过稳定就业、优化保障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

  从长远财税制度建设和财税制度国际竞争角度看,应该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结构,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逐步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过渡,使企业税费负担具有国际竞争力。

  为了使降税具有可持续性并不对政府民生支出形成挤压,需要进一步优化并精简政府支出项目,削减不必要的政府支出。

  特别是削减那些锦上添花的政府支出项目、面子工程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开支,逐步降低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比例,提高民生福利支出的比例,政府要带头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2.基于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

  我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明显的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从国际国内经验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2倍后,城市化动力才减弱并趋于稳定。

  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还在2.7倍左右,落后地区城市人均收入与发达地区城市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还十分明显。

  这说明我国还远未到逆城市化的阶段,需要继续消除城市化的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自然发展创造条件。

  以人为核心推进深度城市化本质上属于供给侧改革和创新的内容,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还具有扩大国内需求的积极效应。

  我国现有统计制度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实际水平,很多城市常住人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应该采取措施允许2.7亿进城农民工和近1以亿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自主选择获得就业居住所在地户籍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

  政府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用于进城落户人口的城市保障房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

  这有利于稳定预期,扩大消费支出,形成政府支出与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效应要强于简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对社会结构的改善和公平正义的维护也具有积极作用。

  考虑到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都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该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禁止城市政府采取限制外地人流入或是以疏散为名驱赶外地人的错误做法,还城市社会应有的开放包容姿态。

  这在经济减速、失业增加时显得格外重要。在深度城市化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供地机制和农村建设用地的高效配置机制。

  使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城市常住人口特别是落户人口的增加相适应,使进城落户农民工的农村闲置宅基地有更好的入市变现通道和市场化权益价值实现机制。

  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也要与人口流入地的人口流入规模特别是流入人口落户规模相适应,形成对吸纳转移就业人口落户的正向激励机制。

  在城市房地产调控模式方面,要改变目前通过行政管制限购限价的扭曲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的不合理做法,通过税收手段调控抑制不合理炒作行为,使正常的房地产需求得到有效释放。

  3.基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我国未来城市化率将达到80%以上,主要城镇人口将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20个左右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的。

  如果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协调发展做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就形成了。

  以往以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主的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加上点菜单式的碎片化区域政策,经过20年左右的实施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考虑到任何一个板块内部不同省区市之间的较大差异,延续如此大尺度的区域战略或过于碎片化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指导,实际操作性、指导精准性和市场统一性都面临挑战,最后极有可能沦为不同板块之间争相寻求中央优惠政策的政治借口。

  我国作为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区域差距甚至远远大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本身就有值得检讨的制度原因。

  事实上,从他国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经验看,真正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恰恰是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会允许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并产生要素报酬均等化的趋同效应。

  而我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户口制度制约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平等配置。因此,区域战略和政策应该基于统一市场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聚集机制,做顺势而为的引导而不是逆势而为的干预。

  因此,应该根据人口流动的趋势,将原有的以四大板块为主要构架的区域战略和政策,转变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空间单元的城市化空间格局优化战略,通过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网络共建、生态环境协作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机制。

  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不同规模城市和城镇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会实现真正有市场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在要素分布和经济分布空间协调基础上实现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收敛,而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会有利于内需的稳定扩大。

  从大的城市群格局看,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城市群主要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在这些城市群中,只有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地区、辽宁沿海地区、山东半岛地区)未纳入国家规划视野。

  这个行政区经济总量达到18.7万亿元,占全国的21%,值得在"十四五"时期作为国家战略,像"十三五"时期谋划粤港澳大湾区那样来予以认真研究、全面谋划。

  在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环渤海大湾区可能是中国北方地区基础条件最好、创新能力最强、集聚效应最显著、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

  这一地区有北京、天津等超大城市,还有大连、沈阳、青岛、济南、滨海新区等知名中心城市和新区,以及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如果在这一地区结合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实施深度对外开放,将是缩小国内南北发展差距最值得发力并取得成功的地区,具有缩小区域差距和南北差距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4.基于宏观审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优化。

  在面临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导致的外部需求剧烈萎缩时,为了避免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强烈冲击,可考虑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外部冲击导致的明显波动。

  但在考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时,依然需要顾及我国经济的货币累计发行量偏大、债务杠杆率偏高的隐患,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中让财政政策扮演更积极的主导作用。

  货币政策主要是在流动性供给方面保持适度宽松的配合,使债务工具的发行利率保持在合理较低水平,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到期债务置换创造条件。

  要避免过于宽松的货币放水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居民杠杆率的再度攀升。

  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一方面要通过强化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优化金融监管举措,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服务。

  特别是提供有利于降低债务杠杆率的股权融资服务,为各类股权投资机构的市场化募资和投资运营提供更好的发展和激励环境。

  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支出用于与深度城市化相关的大城市住房保障、城市地铁网络、城市群都市圈快轨、生态环保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依据区域人口密度完善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和建设,减少在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的不合理基础设施投入和浪费,减少锦上添花类基础设施项目。

  5.基于深化开放的出口稳定增长。

  深度对外开放不仅是对外国产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放开,还包括国内有可能导致贸易和投资行为扭曲的制度改进并与国际规则接轨。

  这有利于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营造稳定友好、安全可靠的外部营商环境。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扩大出口规模,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努力方向和职责。

  对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努力为企业营造公平稳定友好的贸易环境。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新变化,中国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建设,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和经营创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公平竞争环境。

  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产品关税、扩大服务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关格局。

  要认真研究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重点关切,基于国际规则做出相应调整和改革,以提高产业政策实效为出发点,避免对我国产业和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指控或不对等开放的指控。

  有了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出口企业才能更好地专心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提升,稳定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结语

  总的来看,“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可能会难于以往,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从国内条件看,今后甚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呈现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

  这需要我们不满足于近三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与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配合,形成供需两侧更有利的增长支撑。

  从国际看,我国经济的开放度和信息化世界的形成,使得我们即便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也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我们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努力维护友好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自由贸易体系。

  尽管如此,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来更好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增长能力,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更平缓并延续更长的增长平台期。

  因此,相对于“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十四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全方位创新实现上述目标情景,中国就可以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质量都会有新的提高,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内容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明年开始,中国将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十四五”规划正在编制中,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深度调研。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将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擘画蓝图。

  中央高度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党中央多次聚焦“十四五”规划。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三个“仍然”对“十四五”时期发展大势作出精准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7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发展十分重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深入研判、深入调查、科学决策。党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他希望各地深入调研,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的目标、思路、举措。

  在7月21日下午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提到了“十四五”时期。他指出,“十四五”时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意义十分重大。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吸收企业家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信通过共同努力,广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定能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要求将此事纳入“十四五”规划中考虑。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把重大工程建设、重要基础设施补短板、城市内涝治理、加强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建设等纳入“十四五”规划中统筹考虑。

  6月30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把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改革任务的落实同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有针对性地部署推进关键性改革。要提前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工作,更加注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早在201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研究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会议时,就要求各部门密切配合,深入调查研究,汇众智聚众力,精心组织、抓紧起草形成“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重大专题研究,征求各方面和专家的意见,群策群力,进一步做好起草规划纲要框架的工作。

  各地落到实处

  梳理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后,8月以来,已有十余省(区、市)召开会议,研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发展大势,将“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落到实处。

  黑龙江、江西、河南、广东、云南、西藏、青海等省(区),通过召开省(区)委常委会会议、省(区)政府常务会议、省(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等形式,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抓紧研究制定本省份“十四五”规划。

  这些会议基本围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展开,提出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方法路径,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好“十四五”规划。

  各地编制“十四五”规划的思路,既是依据中央对“十四五”时期发展大势的判断提出的,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接轨。

  例如,陕西省提出要紧紧围绕做好陕西新时代工作的“五项要求”谋划好“十四五”发展,静下心来抓落实、干实事;西藏自治区则以正确处理好“十三对关系”为工作方法,着力构建良好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区内消费升级,推动自治区从投资拉动型经济向外向型和消费型经济转型;天津强调,“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实现“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打造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双城”发展格局。

  “十四五”时期,是山西省“转型出雏型”的发展关键期,因此山西强调围绕“转型出雏型”谋篇布局“十四五”,确保“转型出雏型”的重要阶段性战略目标在“十四五”变成现实,在“十五五”基本实现转型,“十六五”全面完成转型,“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确保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坚持把自身发展放在“两个大局”和“两个一百年”交汇点的时空维度去思考谋划,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五个推进”重要要求,高质量编制好“十四五”规划。河北则强调,要牢牢把握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这个总目标,自觉置身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中,找准发展战略方向,科学设置和测算目标指标。

  地方对于“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视,还体现在主要领导牵头。山西、山东、湖北、青海、贵州、河北、辽宁等地的省级“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均由省委书记或省长担任。各地进度不一,但均已召开过省级“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2019年10月15日,贵州省“十四五”规划编制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研究讨论贵州省“十四五”规划编制基本思路,部署相关工作。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于今年8月4日召开,听取全省“十四五”规划和专项规划编制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调研提供依据

  虽然各地在近期密集召开了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相关的会议,但关于此事的前期谋划和调研却更早,有的地方在一两年前就已开启这项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前期研究包括进行基础调查、信息搜集、课题研究以及纳入规划重大项目的论证等,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前期调研。

  从2018年底开始,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就面向公众和35个市级部门公开征集“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选题120余个,涵盖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又借鉴国家和有关省市选题方向,突出新发展理念和天津特色,最终确定了31个研究课题。2019年6月初,天津市公布“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面向社会公开遴选研究单位。经专家严格评审,到2019年6月15日,最终确定30家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相关领域研究经验丰富的机构承担课题研究。

  五年规划的研究课题一般是向全社会公开招标,参与研究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多达数千人,最终将形成研究报告,直接为起草规划纲要服务,提供重要参考。

  较早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还有重庆市。2019年7月29日,重庆市召开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确定该项工作将历时两年,分三个阶段进行。其中,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为基本思路阶段,主要是组织开展重大问题前期研究,形成全市发展规划基本思路。2020年4月至2020年9月为市委建议阶段,将形成全市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初稿,形成市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初稿,开展规划衔接,组织社会各界参与论证,形成市委规划建议(代拟稿),按程序提交市委全委会审议。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为规划纲要阶段,将形成全市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全面征求各方意见,按程序依次审定后提交2021年初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不难看出,要形成一份最终的规划方案,前期调研和论证非常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确的规划离不开对发展大势的清醒认知,也离不开对基层情况的扎实调研。从去年开始,调研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例如,8月4日,河南省省委书记王国生到省自然资源厅调研;8月5日,陕西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一德在西咸新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和科技创新工作;8月6日,海南省省长沈晓明深入白沙黎族自治县调研……近期,各地主要领导纷纷将实地调研走访与“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结合起来,对“十四五”规划编制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

  人民政协等机构也在行动。8月5日至6日,海南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省政协调研组到万宁市就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亮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建议等主题开展调研。同样是这两天,江苏省政协主席黄莉新率部分委员赴常州,就制定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进行专题调研,为省政协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作准备。

  先调研后交流,就可以在此前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推进。8月4日,天津市召开“十四五”规划调研研讨会,值得注意的是,会前,天津市领导结合分管工作就“十四五”时期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与会人员利用一整天时间交流了调研成果,围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部署落实、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教科文卫体等社会事业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等,谈认识、摆问题、讲对策,对天津“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思路、举措等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接下来一段时间,各地的调研工作仍将密集开展,为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提供依据。

  坚持集思广益

  “目前,一些惠企政策在落实上还存在难点堵点,‘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7月15日,在天津市政协围绕“‘十四五’时期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天津宁波商会会长呼吁,要破除政策落实中的“梗阻”。

  7月8日,湖北省政协十二届九次常委会议召开,共商“十四五”发展大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进行了“疫情下国际经济趋势”的专题辅导报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彭军也在会议上作了湖北省政协关于“科学编制湖北省‘十四五’规划的若干建议”的发言。

  《大智兴邦 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一书,以中国五年规划编制为例,概括提炼出中国的独特民主决策模式,即“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包括聚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合议决、告四方等环节。在此次“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集思广益体现得尤为明显。

  集思广益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开门编规划”原则。

  例如,今年,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首次尝试面向全社会全过程“开门编规划”。7月27日,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召开,强调规划编制将坚持问题在哪里、症结在哪里、对策在哪里、落实在哪里等“四个在哪里”工作方法,注重实地调研和“开门编规划”。

  为健全发展规划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提高发展规划制定实施的科学化水平,许多地方还成立专家委员会、召开专家座谈会等,规格很高。

  2019年10月16日,广东省就专门成立了“十四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广东省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对发展规划编制实施进行咨询论证等,委员们的聘书由省长颁发。

  2019年11月15日,河北省“十四五”规划专家座谈会召开,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河北省“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把脉会诊、进行指导。专家们围绕河北“十四五”时期的战略定位、发展路径,从推进改革开放、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创造“雄安质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有关方面近期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等对“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建议,各方人士均就自己了解的领域提出了观点和看法。

  例如,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朱永新考虑到,2020年,国家将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有关概念和与此关联的教育扶贫政策和措施面临退出或调整。鉴于此,有关部门应针对新的形势和特点,谋划好“十四五”时期的教育扶智扶志内容和项目。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勇认为,当前,我国仍处在生态文明建设爬坡过坎阶段,要做好“十四五”和中长期节能工作规划,推动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跨越赶超。

  此外,各地“‘十四五’规划等您建良言献良策”等征集意见的通知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大家可以通过登录省份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电子邮件、邮寄信件等方式建言献策,这也是最大程度上让规划汇聚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心。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内容

  4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建设项目正式启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和北京亦庄生物医药园共同承办的”基因惠民高端论坛暨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启动仪式“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圆满落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绳立成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任志武巡视员、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京院士等嘉宾出席启动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来自全国各地政府、发改委、卫计委、医院的相关领导共同见证国家发改委基因检测示范中心项目正式启动。

  今年3月,《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发布,健康中国战略被写入纲要,健康中国始于健康基因,基因组学和医疗器械被纳入未来五年中国计划实施的100个重大项目之中。同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批复了第一批共27个省市自治区申报的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建设项目,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新型健康技术普及惠民。

  去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包的通知》(发改高技[2015]1303号),该通知中提到将基因检测技术纳入到六大重点工程领域之一--“新型健康技术惠民工程”中,“支持拥有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相关资质的机构,采取网络化布局,率先建设30个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以开展遗传病和出生缺陷基因筛查为重点,推动基因检测等先进健康技术普及惠民,引领重大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以目前相对成熟的遗传性耳聋和唐氏综合征等遗传性疾病基因筛查为重点,优先支持地方政府已确定相关政策措施和运行模式、建设条件具备的示范中心建设,推进基因检测技术在遗传性疾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上的应用,促进健康惠民。”

  基因检测可实现重大疾病的预警、预防、预后及个体化诊疗等,在临床医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目前可应用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检测的疾病数超过1500种。大力发展基因检测技术,开展推广应用有利于提高出生缺陷及遗传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治水平,对于加快我国生物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全面提高人口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遗传性耳聋和唐氏综合征基因筛查目前在临床上应用最成熟,也是国家发改委文件中提到的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需重点建设的两个基础项目,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暨博奥生物集团拥有这两个项目的全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获证仪器试剂和相关资质。据悉,由地方政府与博奥生物展开合作,免费为当地新生儿进行大规模耳聋基因筛查,截止至2016年4月15日,全国由政府采购进行的新生儿耳聋基因芯片检测总数已达138万人,筛查出新生儿耳聋基因突变携带率高达4.4%,药物性耳聋突变3377人,突变率为2.5‰,可避免近4万人因不当用药致聋。

  具有自主创新技术、核心产品和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所是本次示范中心建设的主体单位,博奥检验旗下共16家第三方医学检验所位列建设单位名单之中,成为示范中心建设的绝对主力军。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肩负着发展下游医疗机构开展基因检测服务,刺激基因检测应用消费市场,反向引导上游检测仪器设备及试剂的骨干企业发展,通过“上下游联动,协同推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检测仪器设备及试剂的产业化应用”,进而促进整条基因产业链蓬勃发展的重要任务。

  据悉,本次示范中心的建设,主要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搭建六大技术平台,构建基因检测技术体系。示范中心将建设生物芯片、高通量测序、毛细管电泳测序、荧光定量PCR、串联质谱、染色体核型分析等等多种高端检测技术平台,构建基因检测技术体系。第二是实现五大领域应用,完善基因检测技术应用体系。将基因检测技术应用于出生缺陷及遗传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个体化诊断和靶向治疗,以及个人基因组检测和基因身份证等新领域,促进基因检测技术的规模化使用。第三是建设三大服务功能,形成基因检测技术服务体系。为推动基因检测技术的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示范中心还将建设区域质量控制中心、区域信息中心以及区域遗传资源库。

  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的建设,是供给侧改革的典范--发改委投资建设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地方政府提供房租补贴等政策支持,是供给侧改革、提高基因检测技术临床应用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创新成果应用的典范--反向推动基因产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推动我国基因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形成竞争新优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典范--中国经济长期处于新常态,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起到支撑性作用;基因检测技术是战略新兴产业中最突出的代表,目前应用最广泛、技术最成熟,建设好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到示范性作用;是创新科技成果普及惠民的典范--示范中心将创新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临床,可以有效的持续增加民生福祉,使全体国民共享自主创新科技的发展成果,正如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人民健康服务,让基因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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