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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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男，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供大家参考!

　　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

　　摘要：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这里有愚昧卑怯的群氓，他们包括愚昧的受压迫者、卑怯的精神胜利者和迂腐的知识分子;有麻木冷漠的看客，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津津有味的谈资和故事。鲁迅在“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中国国民的形象，他们才是民族的希望和脊梁。

　　关键词：鲁迅 国民性 愚昧 麻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14-0009-02

　　“国民性”一词出现于清末。当时的中国人民，在封建王朝的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下，或者愚昧无知，或者麻木不仁，敢于挺身而出者几乎没有。面对这一情况，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分子和部分思想家在焦虑下深深思索，提出了“国民性”问题。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的人格特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整个思想的重心所在。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他弃医从文，目的是要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状态，唤醒“铁屋子”里面熟睡的人们，使他们不再“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他写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他的杂文创作，也还是为了“攻打这些病根”。鲁迅的整个文学创作是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

　　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笔下的国民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愚昧卑怯的群氓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

　　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国民的愚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愚昧的受压迫者。代表人物是《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的一生坎坷悲惨，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终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在年终人们祝福的欢乐气氛中，怀着无限复杂矛盾的心情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祥林嫂们被封建思想毒害，甘于受压迫，也无力反抗，只是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纵然背井离乡，纵然凄惨死去，也从不会、不敢对压迫他们的统治者、压迫他们的封建礼教思想说个“不”字。二是卑怯的精神胜利者。代表人物是《阿Q正传》里的阿Q，他欺软怕硬，打不赢了就承认自己是“虫豸”，当赵太爷的大棍和假洋鬼子的手杖高高举起之时不躲不逃“耸了肩膀”等着挨揍。在县大堂可以站着说他偏要跪着说……等等之类。他的卑怯正体现在他的“精神胜利法”里，“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被人欺负后，他不是反抗，而是代以“忘却”和“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具体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三是迂腐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孔乙己》里的“孔乙己”。孔乙己是唯一的站着喝酒而穿着长衫的人。他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忘却“读书人”的身分，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甚至沦为窃贼还在声辩“窃书不能算偷”。还有《白光》里的陈士成，连考十六回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去追求功名利禄，除了读书，无一技之长，最终穷困潦倒。他们这些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禁锢了思想和心智，满口“之乎者也”，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甚至当生存成了问题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2)。他们今年考不上明年再来，这次不中，下次再考，然而，他们最终的结果却是像孔乙己一样无声无息的被社会所抛弃。

　　二、麻木冷漠的看客

　　鲁迅的作品中有一系列的看或者被看模式的小说，如《药》、《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采薇》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或者被别人看。那些目光呆滞的看客，那些欢呼叫好的看客，透露出的麻木，是冷漠。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3)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在《孔已己》中，作者多次写到酒店里的酒客戏弄嘲笑孔已己，而每一次都是建立在孔已己的难堪、羞辱和心理痛苦之上。这些看客不但不同情，还残忍地嘲笑讽刺他的“新伤疤”或讥笑他没能捞到个秀才，总是拿他的落魄不幸取乐。这笑声带来的快乐的空气实在是令人心酸。在《祥林嫂》中，对于祥林嫂的再嫁，周围的人们采取的是奚落、不屑的态度;对于阿毛被狼吃掉，女人们开始是“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分明是用祥林嫂的悲惨，来旁证她们生活的幸福，在付出廉价的同情的同时，收获巨大的满足。然而就是这廉价的同情也不是长久的，“但不久，大家也都听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看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4) 她们对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不是出于内心同情，她们把祥林嫂作为寻找开心、寻求刺激的对象，她们把自己的快乐、刺激建立在祥林嫂的痛苦之上，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围在周围，兴致勃勃看客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他们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牺牲后，没有人想过他为什么死，为谁死，他的死成为那些茶馆里的茶客津津有味的谈资和故事。革命先驱的一切崇高的理想和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

　　三、未曾磨灭的脊梁

　　当然，旧传统也不都是“劣根性”，“劣根性”也并不能真正笼罩到每一个民众。鲁迅先生在“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中国国民的形象。

　　如1920年写的《一件小事》中，作者通过记叙“我”与车夫对待那个跌倒的老女人的不同态度，呈现了一个普通车夫的形象，以“我”一个知识分子的“渺小”衬托了车夫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高大”，赞扬了普通劳动人民身上依然保存着的关心他人疾苦的最朴实的人道主义的美德。《故乡》中的少年闰土“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的身上，充满着童贞、聪颖、智慧、机敏，充满着一个天真可爱的儿童所应具有的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全部灵性。《社戏》则为我们塑造了双喜、桂生、阿发等一群头脑灵活，纯朴可爱的农村少年形象，这里有胆大心细的双喜，有最先提议吃罗汉豆的桂生，还有主张偷自家罗汉豆的阿发，他们头脑灵活，纯朴可爱，聪慧善良，在他们身上流淌着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绵延不断代代相传的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1934年9月，鲁迅在完成《非攻》一个月后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中国的脊梁”以《理水》之禹、《非攻》之墨子为代表，重点写了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积极奔走、一心为大众、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高尚人物。在鲁迅看来，这些健康的特征，将会替代原来的国民性缺陷，成为民族复兴的基础，他们才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才是中国的脊梁。

　　从先生逝世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在新旧世纪交替的今天，饱经灾难的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昭示着它的强大。然而，我们民族踏上崛起之路的今天，我们仍然要看到先生几十年前，呐喊过，指出过的劣根性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影响着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反思我们国人的整体素质，仍有十分的必要。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研读鲁迅作品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2] 顾振彪，《解读呐喊・朝花夕拾》[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3]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钱理群,《鲁迅小说。孤独者》[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5] 张秀枫,《鲁迅杂文精选》【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

　　现在的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很多人还在孜孜以求地谈论中国的国民性的劣根性，也许会换一个讲法，如自我种族歧视，或逆向种族歧视。他们谈论的方向，是继承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将中国的国民性，等同于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很奇怪了，按说，国民性一词，是中性的，本没有直通劣根性的道理，可是，在鲁迅的笔下，中国国民性基本上就等同于中国人的劣根性。而那些大谈中国国民性和劣根性的人，其鼻祖，就是鲁迅。

　　鲁迅笔下“国民性”一词，按一些学者称，是源于日语，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除“国民性”外，鲁迅也曾用过“民族根性”，或者干脆称为“坏根性”(即劣根性)。中国国民性即等于民族劣根性，这是鲁迅的发明，而不是日语或英语的原来用法。

　　笔者本人还是非常尊崇鲁迅的，认为鲁迅的眼光独到，文字独到，很深刻，但是，鲁迅的深刻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其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以及力图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宏愿。将国民性的这个话题等同于谈论中国民族劣根性，也就是按照鲁迅的路子，就会产生几个有问题的结果，一个是从国民性转向种族性，会产生民族自卑心理和文化自虐心理，文化虚无主义等等。在政治和文化上，会产生汉奸或文化汉奸。如历史上的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是典型的文化汉奸，还有政治汉奸，如汪精卫等。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也许是激愤的心情，或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但问题是，不论如何激烈，也不能将自己的国民和民族一棍子打死，这于事无补。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有广大土地和人口的民族，不可能一无是处，中华民族，仍然是伟大的民族。其实鲁迅也有肯定中国人的地方，如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说：“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也就是说，鲁迅也没有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好的国民性，但鲁迅对近代的中国国民性基本持否定态度，并认为现在的国民性基本上是不好的为主，劣根性为主。

　　其实，就国民性这个概念本身来说，是有问题的，何谓国民性?一国之国民的普遍性情?或普遍之性格?这种大而无当的概括本身就有问题，何况再将国民性等同劣根性，问题就更大了。

　　就个人或群体来说，人首先是有普遍的人性，这是在上帝和女娲造人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在一定特定的地域和文化氛围里面形成的有群体性格的东西，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以被概括为国民性，但有的时候就不能，尤其是面对中国这个特定的超级庞大的国家来说，任何概括都有问题。而且，如果谈到特定的国民性，一定是与其他国家的国民性比较而得来的，没有比较，或其他国家的人也有，也很难说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国民性。

　　我们可以先看看鲁迅笔下的中国国民劣根性都有哪些吧。

　　比如说鲁迅经常说的中国人怯懦狡猾，好面子，旁观，精神胜利，凶残，奴性。这些性格或表现，在笔者眼中，首先是很难概括为全体中国人都有的性格，另外，这些性格和表现，难道其他国家的人没有吗?如果不能概括为全体中国人都有，而且还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那就很难说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了，或劣根性了。

　　任何概括，都要小心。也许鲁镇的人是如此，但其他地方的人不如此。就算在鲁迅的老家绍兴，绍兴师爷的狡诈是有名的，鲁迅本人也有刀笔吏的性格，但不是有句话吗，绍兴的师爷湖南的将，绍兴人怯懦狡诈，但湖南人则勇敢豪爽。你如何概括整个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就不同。即便是同一个省份的的，如浙江省，不同地区的人的性格也不同。浙江人也有勇敢豪爽的，出生绍兴的鲁迅也是勇敢的，秋瑾他们是勇敢和豪爽的。按明代名将戚继光的看法，他因为亲眼目睹了浙江义乌人的全民械斗，发现义乌人是好兵的料，于是，上书朝廷，他的戚家军，要的就是义乌人，而不要绍兴人，原因是绍兴人大部分是商人出身，打仗前还要与军官商量，讲条件，不往死打。赫赫声威的戚家军，其班底竟然是浙江义乌人。很多人也说日本兵如何勇敢，但在抗战中，有一个大阪师团是最差的，原因也是大阪人大部分是商人，作战很怯懦。因此，怯懦和勇敢与国民性没有直接关系，可能与地域和职业有关。

　　好面子也是如此，中国人好面子，但其他国家的人不好面子吗?面子就是尊严。

　　日本人不好面子吗?美国人不好面子吗?说中国人狡诈，但日本人不狡诈吗?美国人不狡诈吗?因此，很难说这些是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甚至是民族劣根性。精神胜利法也是如此，中国人有精神胜利法，西方人有宗教，宗教从世俗的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精神胜利法。

　　因此，国民性的研究本身问题很大。这也就是西方的主流理论界，在一次大战以后，也不再提国民性研究的原因，中国自己，后来过度到阶级论，因此也不提国民性了。倒是纳粹，后来将国民性研究深入到种族，成为种族歧视与灭绝的借口。

　　就国民性研究的历史起因看，在西方启蒙时代，很多人谈国民性，按孟德斯鸠的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倾向赞美西欧人，尤其是北欧人，认为天气寒冷的地方，种族比较好，国民性勤奋勇敢，而天气热的地方，人会变懒和怯懦。这种国民性分类法太简单了，而且有自我美化的嫌疑。而休谟则倾向于文化制度决定论，认为一国的国民性与其建立的文化制度，包括经济政治制度有关。不过，这些方法，对中国都不适用，原因是中国太大了，地理环境复杂，各种气象地理都有，从寒带到亚热带都有。中国的文化制度政治制度也很复杂，历史很长，也很难简单概括。也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很难概括，也许西方的国家可以，因为他们有的国家非常小，人口小，地方小，文化和职业单一，这也许比较简单，可以概括吧。

　　而对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本书，即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写于1894年，在这部书中，对中国人的负面描述和评价占了相当的篇幅，但总体上说仍然是有褒有贬，并非一味丑化。鲁迅看的是日本人翻译的译本，后来一直想翻成中文，在鲁迅去世的时候，还提到这本书。不过，按有些学者的观点，这本书，是美国传教士写给美国人看的，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日本人翻译这本书，是给日本人看的，是为了脱亚入欧。书中，当然有观察体验，也有西方人的自我优越感在。

　　但我们知道，在明代和清代早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描写是一片赞美之声，为什么?当然是那个时代中国仍然先进，西方还不行。后来，西方超过了东方了，观点就变了。可见，这些感受和评论，也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因此，这些评价与国民性和民族性有何关系?半毛钱都没有。

　　按说，对于这样的书，鲁迅应该一笑置之，但鲁迅却如获至宝，终生念念不忘，何其怪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毛病，这谁都知道，但一旦上升到国民性，民族性，就有点大了，过了，没有意思。有些特点和毛病，不过是那些过眼云烟的制度，时尚，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将这些短暂的东西，上升到自我贬斥，文化自虐，有什么帮助和意义?对于自我提高有什么用?如鲁迅说的中国人的奴性，这也不是中国人天生如此，而且也是一部分人如此，而且与满清的压榨有关，明代中国人，宋代及以前的中国人，都不如此。

　　虚心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好的东西，这是必要的，但前提并不是要一味地贬低自己，或自我全盘否定，那样就是失去了根基，也学不到其他人的好东西，因为你自己都没有了，还谈何学习他人?虚心也不那样的虚法。

　　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

　　摘要鲁迅的“立人”思想来自于中西文学思想的沟通和融合,是其改造国民性的武器,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彰显出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关注。 　　关键词:鲁迅翻译立人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鲁迅对国民性的观照,源于他的“立人”思想。鲁迅很早就开始了对人的思考。特别是他对尼采学说的接受,服膺于他的“立人”思想体系的建构。

　　鲁迅在启蒙实践中经历了从科学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转变。他意识到国家的振兴不能仰赖器物、制度的变革,而在于改变守旧愚昧、自私卑怯的国民素质。“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因此,“立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人各有己,万事才能力举”。尼采哲学的这些内容恰好迎合了鲁迅的“立人”思想的建构。

　　鲁迅首先选择了尼采的“超人说”。在鲁迅看来,“超人”独具我见,是力抗世俗的逆流者,是独立品格的极力维护者。鲁迅在《破恶声论》说他们:“洞瞩幽隐,评陟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使世,亦无慑也。”鲁迅强调个人思考判断的独立性,对当时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社会风气感到痛心。

　　西方思潮初入中国,人们不加辨析地因袭模仿,拾取枝叶皮毛而忘却根本,甚至在根本没有掌握的情况下,错误机械地移用,得出荒谬的结论。这种机械地移植西方学说的行为,既源于个性的缺乏,也伴随着灭裂个性的恶果,在看似繁荣的学习西学的外表下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内容,反而有许多至伪至偏处。在社会流行空疏自大的风气下,鲁迅重视个人的自觉和独立的思考,他赞赏“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慢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的个性。

　　鲁迅认识到,中日之间国势国力的差别正是由于国民素质的不同。于是他开始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所以,早期鲁迅就发表了几篇论文,包括《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人间之历史》等,开始用“盗”来的火点燃中国人的激情,造就文艺的火炬和灯塔。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着重列举了8位外国“恶魔”派诗人,伸张自己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在文中说:“别求新声于异邦……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所谓“不可究详”,说明鲁迅并不着重其学理的详实和材料的充分,而注重于主观的发挥和情感的共鸣;而所谓“足以振人”,更显示了鲁迅对感召力和感染力的看重。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魅力所在,它能够散发出一种激情的力量,来“人心”和“移神质”,并由此呼唤和造就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

　　这无疑是一篇文艺者的宣言。鲁迅希望用恶魔式的叛逆、尼采“超人”式的激情、雪莱式的“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以及拜伦式的“重独立而自由”等方式来打破中国社会的沉闷和人民精神的愚昧,在无声的中国开出一条生路。所谓“精神界之战士”,就是“率真行诚”的“说真理者”,就是敢于反抗、破坏的叛逆者,就是具有“改革新精神”的勇猛者,更是像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那样的“偶像破坏者”。

　　《文化偏至论》针对中国借鉴西学过程中出现的偏颇展开批判。鲁迅援引尼采等人的观点,说明“物质、众数”等主张在西方已经发展到极至而产生各种弊端,这些主张开始遭到质疑,中国正效仿欧洲文明发展的至伪至偏处。鉴于此,鲁迅在文中提出了“立人”思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邦国亦以兴起”。“欧美之强,根抵在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求,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并且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可见,鲁迅所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也就是“自觉至,个性张”的自我觉醒、个性张扬的精神。他希望从人的个性要求出发去改造社会。

　　由此看来,鲁迅的“立人”思想来自于中西文学思想的沟通和融合,也是他在“世界之思潮”和“固有之血脉”之间选择的一个切合点。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选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的人类文化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因为,尼采说上帝死了,而人走到了前台。文学及其理论更是要以“人”为中心。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其改造国民性的武器,也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对话的基础。他的翻译就是以“立人”作为选择的标准和尺度。他对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也基于此。

　　鲁迅会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审视日本作品,并发现其中的价值。他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评判,有选择地翻译了一些作品。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很钦佩鲁迅择取外来文化时那种异常强烈的“个性”和“自主”意识。他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长篇“思想剧”《一个青年的梦》,就是对国民性的拷问。

　　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在1920年1月译成。作者企图通过剧本,在国际冲突愈来愈频繁、愈来愈严重的新世纪,寻出国家、民族关系的理想模式,唤醒各国的国民,不惟要唤醒日本国民,还有俄国国民、中国国民,以及其他一些大国的国民。

　　鲁迅在《译者序》中作了回应:“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更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谈,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完了是朋友了。”

　　1918年,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更明确地指出:“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也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竞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鲁迅主张人们应以“人类”为行事的着眼点。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工程可以成为人类进步的改革尝试。

　　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中,毫不客气地戳破了许多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意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人们;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些人津津乐道中国当年如何威风,占领朝鲜,觉得这是挺光荣的事。还有一些人夸耀元朝的版图如何大,把异族皇帝成吉忍汗的武功战绩都算到自个儿头上,民族自大的心理一膨胀,羞耻也忘了。这些是武者小路实与鲁迅心弦的共振和心音的共鸣,也是鲁迅翻译这一剧本的原因:“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如果说,他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是对国民性的拷问的话,那么,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就是其批判国民性的参照。

　　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是厨川白村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创作宗旨的随笔集。在作品中厨川白村表达了文艺要干预社会生活,要参与改造社会的文艺思想,这与鲁迅希望通过文艺改造社会、批判国民性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同时,厨川白村解剖国民性、解剖自己的精神也引起了鲁迅的共鸣。

　　厨川白村用讥嘲的口吻抨击了日本的国民性,指出国民思想改造的迫切性,笔锋犀利。鲁迅从厨川白村那里获得了国民性批判的启示和力量,他通过厨川白村的作品,引起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但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象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在翻译后记中,鲁迅表达了对厨川白村国民性批判的赞同,并说出了对作品的感受。

　　鲁迅以厨川白村的观点作为参照,指出了中国改造国民性的道路:“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为此,鲁迅付出了许多心血。

　　鲁迅在杂文里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揭示。他在小说《阿Q正传》里,就对“精神胜利法”这一国民性进行了形象的解说和冷静的批判。在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实践中,他对改革和守成之间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锐性,有着切身的认识。鲁迅希望用决断的行动来改变僵滞、落后的局面。他说,“行”,切实地行,比空谈、等待、愤恨而死或者寻找“不行”的理由要好得多。这譬如浇花,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这是其改造国民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王贵友:《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鲁迅与翻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黄炎,女,1969―,山东郓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单位:菏泽学院。

本文来源：https://www.benqdjg.com/news/5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