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天命观 周人“天命”观念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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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人天命观 周人“天命”观念一种解读

　　摘要：天命观念是上古思想史研究当中一个关键点。它是上古社会时期统治者对王朝更替提供合法性解释的通语。天命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西周，西周的天命观念主导内涵由宗教神秘性向人文理性延伸过渡。本文认为西周天命观念形成的缘起主要取决于两点：其一，现实政统的合法性阐释需要，其二天命观念对“德“观念的融摄,使之更具理性色彩,并由此衍生出对政统的道义上的正当性说明。

　　关键词：周人;天;帝;天命;德

　　《说文解字》中对天的字义解释：“天者，巅也。至高无上也。从一从大”。即天跟大有着同源意义，郭沫若对天的注解为：“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绝不会称之为天，天字本来是有的，象大戊成为‘天戊’，大邑商称为‘天邑商’，都是把天当为大的同义语。”超自然主宰的“天”最早可能出现在西周时期。殷商时代并没有这样意蕴“天”的理念，而是用“帝”或“上帝”领会其意。吴大澄曾在《古史辨》中说：“帝”像花蒂之形，有天地万物之根本的意思。在主宰意义上，“帝”逐渐被 “天”取代，实属名异而义同。胡适也认为 “天”与“帝”同源的。

　　从上文不难看出，“天命”中的“天”字有超越性和神秘性的内涵。据史料记载，夏朝以前，人们除了对“天”、“帝”超越性的敬畏之外，还对众神有着虔诚的崇拜。《尚书·尧典》记载：“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端。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其意思是说，舜帝向天帝祭祀报告继承帝位的事，祭祀天地四时、山川和众神。而且在祭祀顺序有先后差异，依次为上帝、天地、四时、山川众神。可以说，这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具有超越意蕴的至上神的“帝”和有人格位的众神。在殷商时代，人们凡事必卜，每日必祭。祭祀和占卜业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在殷墟卜辞及文献记载上屡见不鲜。殷人祭拜的神灵有：“天神(帝、日、云、风、雨)、地示(社、山、川)、人鬼(先公先王)”。这时殷人“天”的观念已由超越性的信仰转向为具体形象的自然物及对祖先灵魂的信仰。发展到周朝，这种神秘的信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人文理性的信仰，最终，周人确立“天(命)”来取代了“帝”的含义和功能。

　　周人把“天(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来诠释现实王权的“合法性”的这一做法并不是周人始创。《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代少康复国时，曾经“复禹之迹，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复禹之迹”意是指恢复禹的业绩，用以强调禹与夏国家的继承关系，“祀夏配天”意是指建立宗教仪式，且祭天和祭祖相结合，以展示夏王之权力来自于上天的恩赐，其政权的获取是顺乎“天命”的。这种将统治的地域、现实的王权与神秘的“天命”三者相互结合，来展示国家权力获取合法性的做法，是我国传统中“政统”的开启。《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对殷遗训浩时，提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的说法，可以知道商人对自己夏王朝史实的解释，也是采取类似的方法。武王克商以后，这一做法又为周人所继承和倡导。周人的“天命”观念，也就是在这样的意识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上古史中有一个著名史例，《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在伐商之前进行军事动员，曾列举商封王的众多罪行，指出此战的目的是为了“惟恭行天之罚。”《逸周书·克殷》记载，武王攻克商朝都城朝歌之后，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其中有一个场面是“尹佚笑日:‘殷末孙季封，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不抵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史记·周本纪》所记与此有所出入，但大意相同。武王之所以在克殷之后的第二天就举行了这样的仪式，是想通过这样的仪式来表明天命的改换，以强调自己武力伐商，只是为了完成上天所赐予的任务，解救商邑的百姓，使之免受封的暴虐统治，强调周人之所以能够以偏于一隅的“小邦周”战胜了强大的“大邑商”，完全是因为商封王不敬上天、暴虐百姓的缘故，“天命”则成为周人解释自己新王朝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在古代史中，武王灭商，虽然标志着周人在现实政治领域完成了对商代王权的替代，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周人还必须对其取代和继承商王政权的政治事实给出足够充分的解释和说明，也就是要从理论上对周人所取得的“天下”的“合法性”间题进行必要的说明。这一时期周人所着重强调的“天命”观就是周人对其政统“合法性”解释的核心部分。

　　但是真正体现周人“天命”观念独特性，或者说能够体现出周人的天命观念主导内涵由宗教神秘性向人文理性延伸过渡这一点来说，在于周人(其中杰出代表为周公)提出的“德”的观念。周人在解释他们何以为“天(帝)”所眷顾的时候常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修。天乃大命文王，……，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书·康诰》，这意思说，文王能够“明德慎罚”，上天(帝)满意，因而命令他去攻灭殷商，接收原来由天赐予殷商的权力、邦土和子民。“皇天无情，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在此，“德”(惠)的重要性被周人创造性或历史性的提出并予以强调。这表明周人有意识自己的统治权的合法性解释不仅仅局限于“天命神授”，而是将“天命”跟“德”有机接洽和融摄，从而正式思考一个关于统治权在道义上的正当性问题。在殷人把自己的权力视为祖先神的直接恩赐的情况下，道义的问题是不可能提出的，周人的“明德”，获得上天的恩惠与方国的拥戴二夺取政权。惟有德—认可他人、他族生存的权利并给予一定的生存空间—才能有邦土，才能有子民对自己统治的的认同，从而确保本族的统治安稳。

　　与此关联的是，在周人把对他族、他人在德行、道义上的正当性看做是“天”的本意(《尚书.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时候，“天(命)”的自然色彩、人格神的身份趋向淡化了。“天(命)”被赋予了一种价值理性的品格。

　　总之，周人将“天命”跟“德”有机接洽和融摄，它一方面揭示了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天命”; 另方面又指出政治正当性的依据———“有德”。由此发展出“敬天”、“明德”、“保民”的思想体系，使 “明德”在 “敬天”与 “保民”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此后的中国传统中，“天(命)成为终极性的价值源头，周人实启开端。

　　参考文献：

　　[1]郭沫若. 青铜时代[M]. 北京：中国大学人民出版社，2005.

　　[2]何世明. 基督教与儒学对谈[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3]何世明. 融通神学与儒家思想[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4]王世舜. 尚书译注[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5]李光霁. 商朝政治中的神权、族权与王权[J]. 历史教学，1986.

　　[6]崔大华. 儒学引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8]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周人天命观 周人“天命”观念一种解读

　　近日听施展老师讲解商人和周人天命观的区别，决定了商周之战的成败，很有意思。

　　古人非常重视天命，认为只有天命所归才能成为君主。比如商族认为天命降于商人，所以他们建立了商朝。在他们看来，商族以外的人(主要是商朝西边的羌人，包括后来建立周朝的周人)，皆为异类，都不算人。

　　可以看到，商人的这种天命观不是普世主义的，它就没打算建立一种“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秩序，而是要努力维持住自己部族的优势地位。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进行活人祭祀活动，献祭的活人主要是从对外战争中掠夺来的羌人。

　　这必然会受到羌人的抵抗。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他们逐渐组织了很多苦不堪言的羌人群体来反抗商朝。

　　反抗的时候，周人有过一个观念层面的争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这个观念变化太重要了。初看上去，天命降于周人和天命降于周王没本质区别，但实际上这对周人反抗商朝战争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天命是降于周人，那就和此前天命降于商人的路数差不多，周人当上了君主，也会像商人一样去欺压其它部族羌人。对其他羌人群体来说，打完这一仗，十有八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拿我们献祭，凭啥要跟你混啊?这样的话，周人和商人征战，谁胜谁败就不好说了。

　　而如果天命是降于周王，则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是周人的王，也是全天下人的王，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所有羌人，同心同德去打败商朝，甚至商朝的军队也会临阵倒戈，反商大业才得以成功。

　　由此得到：

　　搞政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即便是在抗战时期，老百姓都仇恨日本人，中国的领导人还是说日本人民是好的，只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如何如何。反对国民党的时候也从来不说国民党都不好，而是国民党高层的那些“反动派”不好。

　　清朝统治者也表现出这方面的睿智。大清皇帝其实是有三个身份的：对中原是皇帝，对满蒙是大可汗，对西藏是文殊菩萨转世。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皇帝超越于所有这些部分之上，包括超越于满洲人之上，作为整个帝国统一的象征。

　　这样的政治智慧，可能最早就来源于“天命降于周人，还是天命降于周王”的思考了。

　　周人天命观 周人“天命”观念一种解读

　　一次观念的转变，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中国”由此诞生了

　　不久前，有个朋友在圈子里发了个，中国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朋友们答案五花八门，有说是起于夏朝，理由是华夏文明的开始是从夏朝开始的;有的说是从秦朝开始的，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有的说是自1949年开始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了。看了这些，很多人觉得似乎没毛病呀，理由也是扛扛的，挑不出什么刺。可是呢，事实真是如此吗?我觉得，我是很有正义感的，很有必要解释下答案滴，不能让大家在迷茫中一直错下去呀。(俺熊大的脸皮可是连光头强的字弹都无法射穿的喔)

　　其实，“中国”概念的生成是在商周之变开始地，这个和古人的天命观有非常大的关系。古人不像我们现代，他们非常重视天命，认为只有天命所归才能成为君主。商朝是由“商人”这个群体建立的，这个“商人”不是指做买卖的人，而是指商族。他们认为天命降于商人。很多人不禁会问了，这个是啥意思呢?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商人才算是人，商人之外都不是人。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地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当中会用到活人做祭品。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被献祭的人从哪来的呢?从对外战争掠夺的羌人而来。当时所谓的羌人并不是今天所说的羌族，而是生活在商王朝西部的、除了商朝人以外的所有人，包括后来推翻了商朝的周人，差不多都被称为羌人。

　　咱们可以看到，商人的这种天命观，绝对不是普世主义的，他就没考虑过除了商人之外的其他民族，而是一心一意地努力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岁月就静好了。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商人的这种天命观，肯定会被羌人反抗。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他们组织了很多苦不堪言的羌人群体来反抗商朝。反抗的时候，在周人中间有过一个观念层面的争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还是降于周王呢?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这个观念变化太重要了。可能你看去。这似乎是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实际上是把它变得普世了。为啥呢?如果天命是降于周人，那就和此前降于商人的套路差不多，周人想要岁月静好，就得时刻压制住所有不是周人的群体。这样的话，周人商人征战，谁胜谁败就不好说了。因为，对于其他羌人群体来说，打完这一战，十有八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那我们献祭，凭啥要跟你混啊?

　　而如果天命是降于周王，则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号令所有羌人，同心同德去打败商朝，甚至商朝的军队也会临阵倒戈，反商大业才可以成功。

　　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念的改变，周王以后都是以天下共主自居，也是认为自己本身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于是，就有了周武王所提出的“宅兹中国”，这是最早提出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在那时，这句话主要意思是说，周王应该居住在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央，和现代的“中国”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个中央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一次观念的转变，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中国”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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